《刺杀小说家》:这世上究竟有没有不骗人的希望呢?
一位濒于绝望的父亲接受了一项刺杀小说家的任务,这竟是命运的垂怜,他将在这险境中遇见丢失六年的女儿。就故事而言,《刺杀小说家》直面着儿童拐卖的沉痛现实,通过异空间叙事抚恤着那些因此而破碎的家。在叙事理论层面,则是一次带有元小说性质的书写实践,透过双重叙事的交织,作者不断地反思着虚构的边界和价值,“说清楚一点,想死和想活,都是因为写小说这件事,是原因也是结果,反复推动着我一直这么生活着。” ——“写小说这件事”关乎生死存亡,既见证生活又被生活见证着,继而成了这部小说反身直面的究竟。然而,“写小说这件事”并不自足,小说的完成终究依赖于读者的接受,以及,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变。在小说中,我们看到这位父亲最终倒戈,闯入了小说家的虚构世界,他们并肩作战,从赤发鬼手中解救了女儿小橘子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刺杀小说家》还给出了一种读者接受美学,读者(刺客)帮助(杀死)作者(小说家)完成了虚构,也将寻回自身失落的宝物。然而,这样的洞悉并不能抵消小说结尾带来的困惑,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疑惑:千兵卫的现实到底是被虚构侵蚀还是拯救了,他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被疗愈了?这世上究竟有没有不骗人的希望呢,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此之难,似乎就成了虚构的全部理由。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尾非常高妙,既肯定了虚构的意义,又对虚构严防死守,将它囚禁在故事的故事中,宛若一个谜。对小说读者而言,这个结尾已足够带来慰藉;但对影片观众而言,这还远远不够,一个即时的证明是必须的。伴随着小橘子的儿时歌谣,父女在现实中重逢了。这个悲欣交加的结局,是个超越了任何拯救叙事的团圆场景,让观众们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,这才是现实该有的模样,以及相信的报偿。小说结束于虚构和现实边界的坍塌中,藉此传达了一种微弱的可能性,像是投入虚空的一枚石头,影片则将这种可能性兑换成了现实,不仅描画了抛物线的轨迹,还让我们看到石头的落脚所在。影片不遗余力地回应着小说的核心关切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,不过,对虚构之奇幻力量的呈现和接受,并非一蹴而就,从不可见的信念到失而复得的小橘子,从文字到影像的转化,叙述基调已悄然转变,小说中的悲剧性体验被一种神话视野置换了。《刺杀小说家》始终被一种悲剧性的荒诞笼罩着,面对罪与不幸,小说在情节推进中不止一次地安置了伦理反思,这种探问在赤发鬼的一段陈述中集中地展示了出来,“阿弥陀佛,是死了些人,流了些血,世间万物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代价的呢?想要永久的自由,想要无穷无尽的金子,这十几年的代价不算大,小姑娘,秩序就要建立起来了,到时间你就知道,你,正可以享用他们留下的果实。”可是,从小橘子和久藏的眼睛看过去,“树上没有果实,都是脑袋”。
